未来人类学家｜王顺德： 气候治理与青年参与—人类学视角下的全球与地方实践
引言
2025年8月3日，在“未来人类学家”线上沙龙系列中，中国台湾青年研究员王順德带来了“气候治理与青年参与”主题讲座。
王顺德拥有伦敦大学学院地理学硕士与中国台湾大学植物生物学硕士学位，曾获得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FCDO）颁发的志奋领奖学金（Chevening Scholarship）。现为中国台湾的循环经济研究者与气候政策顾问，曾与多家非政府组织合作，长期参与青年气候倡议、基层动员、以及气候相关展览与博物馆永续实践。他的讲座结合了自身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分享了其在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及青年角色方面的研究与实践经验。
1. 气候变化的本质：从自然到人类行为的治理
讲座以一幅漫画作为开场，描绘了一只狗在燃烧的房屋中平静地喝咖啡，象征人类面对气候危机的漠然态度，强调气候治理不仅是技术性议题，更是涉及文化、权力和社会正义的人类学命题。
王顺德指出，气候变化的核心在于温室气体排放，而其根源是人类活动。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导致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显著增加，引发全球气温上升、海平面上升及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他强调，气候变化具有无国界性，温室气体排放不分地域，气候灾害的后果由全人类共同承担。这种特性使得气候治理不仅是自然科学问题，更是涉及人类行为管理的复杂议题。
气候治理主要分为两类策略：减缓和适应。减缓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源头，例如推广清洁能源或优化工业流程；适应则聚焦于应对已发生的气候影响，如加强医疗设施、防洪系统或粮食安全保障。王顺德援引斯德哥尔摩研究单位的“九大地球危害”框架，指出气候变化不仅导致气温上升，还引发土地退化（如森林转变为荒地）、水污染、海洋酸化等问题。这些危害要求全球合作，但现有治理机制受限于国家、企业等框架，难以充分回应地方社区的需求。
2.人类学的贡献：揭示权力与边缘群体的声音
王顺德指出，气候治理机制往往依循既有政治结构，倾向于优先考虑大国利益和经济效益，忽视地方社区及边缘群体的需求。这种局限性导致治理方案在执行中缺乏包容性，难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强调，这一问题与人类学近年来倡导的“去人类中心主义”理念高度契合。人类学通过其标志性的田野调查方法，深入挖掘社区、个体以及非人类物种的视角，揭示气候治理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为构建更公正和包容的治理机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结构性不平等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谈判涉及妇女、原住民、儿童、青年、地方政府等九个利益相关群体，但这些群体的声音常常被边缘化。富裕国家凭借经济和政治优势主导谈判议程，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需求却鲜少得到充分关注。例如，太平洋岛国面临海平面上升的生存威胁，但其在全球减排目标制定中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人类学通过长期的田野工作，能够深入这些边缘社区，记录其独特的生态知识、文化实践和应对策略。例如，人类学家在研究原住民社区时发现，他们通过传统农业和资源管理实践，展现了对环境变化的高度适应性，这些知识却往往被现代治理机制忽视。人类学的细致分析不仅揭示了权力不对等现象，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基于地方经验的替代方案。
王顺德进一步强调，人类学在应对大规模气候变化时，能够为理解社会复杂性提供独特视角。传统的治理机制倾向于采用技术导向的解决方案，如碳捕集技术或可再生能源投资，但这些方案往往忽略社会文化维度。人类学通过“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挑战以人类为中心的资源开发模式，呼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人类学家研究地方社区如何通过集体仪式或传统知识应对环境变化，揭示了文化实践在增强社区韧性中的作用。这些洞见为气候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治理不应仅关注技术或经济指标，还需融入地方文化和生态智慧，以实现更可持续的转型。
3.治理层级：从全球到地方的权力博弈
王顺德系统分析了气候治理的四个层级，指出其依赖现有政治结构的局限性：
全球治理
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巴黎协定为例。UNFCCC通过国家间谈判制定减碳目标，但常受到大国影响，执行力受限。巴黎协定采用自愿减碳承诺（NDC），各国提交减碳计划，但依赖自愿合作，缺乏强制性约束，效果有限。
区域治理
欧盟通过法定强制力要求成员国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违者将面临惩罚。加勒比海小岛国家因易受海平面上升影响，联合讨论气候治理策略。区域治理在协调资源方面较为有效，但需平衡成员国间的利益冲突。
国家治理
英国通过部门目标（如交通、农业、住宅）推进碳中和；中国则以省份为单位，落实2060年碳中和目标。两国治理方式反映了结构差异：英国按产业划分，中国按地域划分。
地方治理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将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六定为“世界急救日”，这个国际组织希望通过这个纪念日。
省市县的地方政策，如中国台湾新北市政府的青年委员会，尝试融入青年声音，但多为形式性参与，影响力有限。
王顺德指出，现有气候治理机制均为人类创造的产物，依循既有政治结构，存在改进空间。然而，这些机制常导致部分群体被忽视或牺牲，凸显治理的公平性挑战。
4.案例分析：治理中的公平性争议
王顺德通过三个案例，深入剖析了气候治理中的公平性问题：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SSPs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用于预测未来气候变化情景的一组框架，描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可能的不同路径，包括低消费的简朴生活模式、科技驱动的高排放模式以及自由市场导向的竞争模式。不同路径对资本家、劳工和弱势群体所造成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引发广泛的公平性质疑。王顺德强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综合考量社会正义，尤其应关注边缘群体在气候转型中所承受的不平等风险。
伦敦超低排放区（ULEZ-Ultra Low Emission Zone）
ULEZ是英国伦敦为改善空气质量而设立的一个区域，对进入该区域的高排放车辆收取费用，旨在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导致的空气污染，推动交通系统的清洁化转型。这一政策表面上看似公平，实则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由于经济条件限制，许多低收入居民居住在郊区且仍依赖老旧车辆出行，ULEZ政策无形中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暴露出气候政策在设计与执行中潜藏的社会不公。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是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也被广泛称为“碳关税”。它旨在对进口到欧盟的特定商品征收碳排放费用，以平衡欧盟境内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碳成本差异。CBAM旨在通过对高碳产品征税以保护欧盟低碳产业的竞争力。然而，该机制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因出口高碳产品而面临更重税负。许多欧盟所需的低碳产品实际是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环境成本却由全球南方承担。这一机制凸显出全球气候治理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南北经济格局中的正义争议。
这些案例表明，气候治理政策在追求生态目标的同时，往往可能在无形中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甚至加剧原有的社会不平等。人类学的价值正在于其能够深入微观现场，捕捉那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声音，揭示政策背后真实的人文代价。从而提醒我们：真正有效且正义的气候治理，不能仅依赖技术路径与市场机制，更需纳入多元文化视角与社会公平的伦理思考，走向更具包容性和回应力的治理模式。
5.青年参与：从被动告知到审议式民主
王顺德提出，青年在气候治理中的参与可分为三个递进层次：告知（inform）、参与（engage）和审议（deliberate）。他通过家庭决策的类比阐释这三个层次的区别：告知类似于家长单方面通知子女活动安排，青年仅作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参与则允许青年在有限范围内表达意见，但决策权仍掌握在权威机构手中；审议则体现为审议式民主，通过平等协商赋予青年实质性的政策影响力。这种分层框架揭示了青年参与气候治理的现状与潜力，强调从单向信息传递向深度协商的转变。
为说明审议式民主的实践，王顺德以英国的“气候大会”（Climate Assembly UK）为例。该机制通过科学抽样选取100名代表性公民，确保参与者的性别、种族、年龄、学历等背景比例与英国人口结构相符。这些公民在为期六个月的政策学习与讨论中，深入研读政府气候政策，与石油行业、清洁能源从业者、环保组织等多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商，最终形成政策建议提交议会。尽管气候治理中的专业术语（如碳排放配额、社会经济路径）可能对非专业参与者构成理解障碍，这一模式相较传统议会投票展现了更高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它不仅让普通公民有机会参与复杂的气候议题讨论，还通过结构化的协商过程，确保多元视角融入政策制定，弥补了传统治理机制中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的缺陷。
此外，王顺德指出，审议式民主的潜力在于其能够打破传统治理的等级结构，为青年等边缘群体提供发声平台。然而，实施这一模式需克服多重挑战。
6.青年角色的困境
青年作为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面临环境恶化、经济压力和粮食安全等长期挑战，然而他们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却常常被边缘化。王顺德指出，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和进入职场后，感受到社会期望与现实之间的显著落差。这种落差不仅源于经济和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还伴随着对未来环境的深刻焦虑。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资源短缺和地缘政治冲突，使青年对未来社会的可持续性产生担忧，担心自身难以在日益严峻的环境中立足。
尽管如此，青年在气候治理中常被定位为“未来主人翁”，其参与多局限于被动接受信息，而非真正影响政策制定。例如，中国台湾地区的地方政府设立了青年委员会，旨在为青年提供发声平台，但这些机制往往流于形式，青年提出的意见难以转化为实际政策影响。此外，气候治理领域的专业术语，如社会经济路径（SSPs）或碳强度，对青年而言晦涩难懂，增加了参与的门槛。同时，政策讨论会议的时间安排常与学业或工作冲突，限制了青年表达意见的空间。部分青年因缺乏专业背景或资源支持，难以在高层次的气候谈判或决策场合中有效发声。这种结构性障碍不仅削弱了青年的参与动力，也使得他们的需求和视角在治理过程中被系统性忽视，凸显了气候治理在包容性方面的不足。
青年参与的潜力
针对青年在气候治理中的边缘化困境，王顺德认为人类学为提升青年参与度提供了重要路径。通过田野调查，人类学家能够深入社区，系统梳理青年、原住民及其他边缘群体的需求，将这些声音融入政策制定过程，弥补传统治理机制的不足。他以中国台湾地区的“翻云覆雨手”气候主题桌游为例，说明通过互动性、趣味性的形式，可以将复杂的气候议题与青年日常生活相连接，降低参与门槛，激发兴趣和行动力。这种创新形式不仅帮助青年理解气候变化的现实影响，还通过模拟决策场景，培养他们的政策意识和批判性思维。
此外，王顺德强调，青年参与应从单向的“告知”阶段逐步过渡到“参与”和“审议”阶段。例如，地方政府可通过设立青年委员会或类似的参与机制，逐步赋予青年更多政策影响力。他建议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先确保青年在政策讨论中的可见性，逐步扩大其话语权，最终实现审议式民主的平等协商模式。英国的“气候大会”（Climate Assembly UK）为这一模式提供了借鉴，通过抽样选取代表性公民参与长期政策讨论，确保多元声音被纳入决策。
此外，他呼吁高校、智库和社会组织加强跨界合作，开发更多教育和实践项目，如气候工作坊、社区论坛等，为青年提供学习和表达的平台。这些举措不仅能增强青年的政策参与能力，还能推动气候治理向更具包容性和公正性的方向发展。通过整合人类学的微观视角与政策制定的宏观框架，青年有望在气候治理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为构建可持续的未来贡献力量。
讨论与反思：地方需求与公众参与的挑战
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本科生高思雨分享了自己的家乡的案例——重庆极端高温（40多度）下公众反应，指出许多人倾向于通过空调或避暑应对，而非关注长期治理。她提到纸吸管政策因使用体验不佳引发公众抵制，反映出环保意识的不足。她质疑政府多采用单向通知机制，难以激发公众积极性。
王顺德回应，人类学擅长挖掘地方需求，但政策制定者受时间和资源限制，难以深入了解社区。他建议人类学与政治学、社区工作合作，梳理地方需求的共同结构，提出高效解决方案。同时，人类学家需将细致分析转化为清晰的政策建议，以应对现实需求。
广州的Donnia代表其机构（某非政府组织）分享了气候治理实践，包括通过“翻云覆雨手”桌游推动青年参与，以及与政府合作的碳交易项目。她指出，地方政策制定者对气候变化缺乏长远关注。以厦门为例，垃圾分类和环保运动较为先进，但公众意识仍不足。她询问如何通过活动增强青年参与。
王顺德回应，他在中国台湾新北市政府参与过类似工作，地方政府通过设立青年委员会促进青年参与，但效果有限。他建议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先让青年角色在政策讨论中显现，逐步扩大影响力，并呼吁高校、智库等跨界合作，拓展青年参与渠道。
讲座主持人、“未来人类学家”项目发起人王希言补充道，人类学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持续深化其核心理念，从传统的“去西方中心主义”延伸至“去人类中心主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和实践视角。在环境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等复杂议题中，人类学不仅关注边缘群体的需求和社会不平等，还通过跨学科方法，揭示人与自然、社会与权力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深入社区，捕捉多元声音和地方知识，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基于实证的洞见。
此外，通过公共讲座和媒体文章的发布，“未来人类学家”致力于将人类学思维传播到各行各业，影响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贯彻其使命“你不需要成为人类学家，但是你可以像人类学家一样看世界。”
王顺德指出，气候变化是一项紧迫的新兴议题。执行单位不仅需兼顾政策的普世性与成本控制，还应细致回应地方差异，推动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避免转型过程中的不公。这种多尺度、多层次的议题特性，为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显著挑战。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虽能深入捕捉地方性需求，但在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复杂议题时，仍需平衡效率、经费等现实约束。尽管目前尚未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正是这种跨领域的探索与不断尝试，正在推动我们以更开放、更积极的态度面向未来可能的路径。